b.保障国家安全或公共秩序，或公共卫生或风化。
但现实中，却确实存在有宪法没有宪政的情形。我们的政治体制必须在保障公正，保障人权的基础上保证国家发展的必要速度和效率。
第三种主张是拒绝和反对任何宪政，继续走我们已经走过的权力高度集中的路，该主张所基于的是宪政民主普世价值姓资，是西方国家欺骗我们人民的美丽谎言和话语陷阱的理论认知。为了实现这一任务，我们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能过分地分权制约。所谓宪政，第一要义就是限权，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这一模式之所以失灵，根本原因在于其制度运作过于依赖私有制，依赖金钱和权势，公权力的运作过于受各种利益集团的控制，各个政党过分关注和谋求自身利益和其所代表的小群体的利益，大多数中下阶层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意志往往被代表大财团利益和意志的政党所忽视。第二种主张是走与西方国家完全相同的宪政之路，该主张所基于的是西方宪政为唯一普适性宪政模式，宪政即西方宪政的理论认知。
法律和法治，宪法和宪政，从应然上说，是不能分离的：没有法律就没有法治，没有宪法就没有宪政。当然，走中国特色宪政之路肯定不会一帆风顺，如同毛泽东同志所说的，真正的宪政决不是容易到手的，路途中肯定会有风险，有困难，有障碍。也就是说，用共同体互动来寻找最佳的也能达成共识的法律解释方案。
然后我必须申明，我在行政法领域纯属外行，昨天我跟文旭说我不应该放在第一个评议，因为我的专业领域是宪法，还有一点点民法。如果去德国政府部门作访问，负责介绍的官员在介绍某个部门的职能框架时，大概都会这么起头：我们的基本法（宪法）第几条规定了什么，因此给出了一个什么框架，所以我们怎么作。所以，如果碰到明确不立案范围内的起诉，只能打回去，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受到了侵害，但如果随意突破法律，也是破坏法治的表现，这是一把双刃剑。当然，这并不等于说我们现在的有些严重侵害公民权利的事情是正当的，这一定要说明，否则太部正确了。
每一个法律制度都是双刃剑，就像法治、宪治也是双刃剑一样，它也有弱点。如果我们要建设法治中国，因此建设行政法行政诉讼法以及其他法律，也许不需要像德国人那么走火入魔，但确实需要把宪法更当回事。
其实把法官当作贼一样防，那司法根本没有出路。 二、《行政程序法》更靠近德国法还是更美国法？ 因为我们属于大陆法系，所以从立法框架看，所有重要立法，民法、刑法、诉讼法以及现在的行政程序法都是靠近法典体系，就是靠近德国式的。但本质上宪法还是用来对付公权力滥用的。当然，正如前面已经说过，宪法视角也即限权并不等于只要限权一切就好了，限权切合人民主权以及保障公民基本权利宪政理念，但限权也可能打击执行力和工作效率。
进入专题： 宪法 行政程序法 。我们有一个误会，认为大陆法系不需要判例，只有英美才有。后来发现根本不行，于是补充了《权利法案》，就是后来的权利修正案。我们现在的法律法治建设都是在法律比较基础上进行的，我们请外国友人进来，我们自己也走出去，我们希望拿全世界最好的经验和制度回来。
公告内容如果涉及到公民重要的宪法权利，那么恰当的标准要相对严格些，这就涉及到合宪性解释问题了。我也确实乐意从宪法视角谈一点对行政法改革的看法，而把对行政法、行政诉讼法更有针对性的内容留给另外两位同行评议。
传统说立法老大，司法是依法司法，法官不得超越，在我们这里更严格，认为法官都不能解释法律。现在这个观点已经很过失了，原因就在于立法没法说了算，由于立法各种局限性，立法会概念模糊、矛盾和过时等等。
外国行政法方面有这个制度那个制度，所以我们也要。我们现在立案范围过窄已经成为共识，之所以这么窄的理由缺乏通常意义上的正当性理由，更多是是现实性理由。但是，现在好像对宪法宪政存在普遍的认识偏差，就是认为宪法是一剂万能要，所有美好愿望都能通过建设宪政达到，有了所谓宪政法治，那么我们所有的问题都迎刃而解了。但是在具体制度上，比如公司法上的独董制，行政法上的公民参与方面的某些制度，现在在行政法上很时髦的一个词规制，或者其他美国特别发达法律制度，可能更靠近美国法。当然，这个不符合我们中国人的心性，我们崇尚沉默为金，但是我们自己也说我们的沉默为金不太好，尤其不符合现代流行的法治观念，在法律环节上是要有所改变和跟进的，否则法治建设还真不好办。总之，这个案件应该判有关机构不符合法律的公告要求，虽然公告了。
我们也拿来了，至少从宪法文本上看是这样的。目前我国在征集行政诉讼法修订，有些制度取舍在宪法视角下就比较容易了。
德国法律教育和他们维持非常系统的法典化模式是有很大关系的，我们在借鉴德国立法经验时需要考虑到我们的法律专业人士的专业水平。因为立法之后的发展主要靠司法，个案法官说了算。
最后我还想回到宪法视角或宪法标准来说，因为行政程序法是落实宪法的一部法。案例从最简单的案例开始，但是做了七、八年以后或者六、七年以后，即使你拿再复杂的案例（这个复杂就意味着民法、刑法、行政诉讼法加在一起的综合性案例）让他分析，他都可能分析得很好。
行政部门为了履行他们的职能会想到各种各样的结果导向的措施和方案，每一项措施都意味着干预和侵害公民的基本权利，之所以要制定相关的立法就是为了限制他们为了一个所谓的公共利益就无限制地使用公权力。后来我没有坚持，因为另外两位评议人是来自实践部门，来自法院和律师事务所的两位专家，他们有实际经验，而我是一个坐书斋坐出来的法律人，在经过理论联系实践考验的同行后面卖弄我还不怎么熟悉的法律领域，那我一定会显得特别笨拙，特别的不着调。宪法也确实合适很多场合的法律评论。我们现在在具体工作上应该把宪政宪法理念搁在里面，但是在具体落实时要看到这里的层次性和阶段性。
研讨会由宾夕法尼亚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马瑞欣（Neysun A. Mahboubi）主讲，受邀与北京市才良律师事务所律师李金平、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庭长程琥一起评议。那谁来约束法官在个案滥用解释空间（能动空间）呢，其实是法律共同体创造的职业共识，这里学者可以也应该发挥很好的作用。
听上去有些为了要立法而立法。所以我就恭敬不如从命，先讲一点报告的体会。
刚才程法官说在司法中得认为符合公告规定，因为形式上符合了。他们都已经养成了一种条件反射，但凡事关国家大事，什么事都先看宪法给出的框架。
这是个持续辩论和说理的法学交流程序。或者说，日常生活的理解就是字面意思，文意解释，这个解释结果非常不合适，所以要问一下立法目的是什么，立法目的公告是为了让相关权利人知情，这里的豆腐干明显就是规避这一点，那就不符合法律规定。这是第二项限权机制，到现在为止，全世界经验表明这是两项不错的限权机制。在讨论具体问题时，如果遇到具体的问题以及一个或几个可能的措施时，那首先就要回到行政法的基本起点也即限权上，它可以解决相当一部分问题。
可能我们需要给自己一点点时间，给我们一点点仔细工作的时间，就像Neysun一样，他在做自己的美国法，但是他关注中国法律、关注德国法律。在法律解释论层面，就是法律规定的公告应该作目的限缩技术的处理，把它理解为类似以恰当方式予以公告，如何理解恰当方式，那根据个案来看有关机构是否近到了达到公告效果的努力。
如果简单回答梁老师的问题，那就是在立法框架上我们肯定是更靠近德国，但在有些具体制度上会受到美国影响。结合法学研究，一方面，可能我们要更关注自己的法律问题和法律现实，另一方面，我们可能要拿出更多的精力和机制来，仔细地做大陆法和英美法的比较，很可能就是德国法和美国法之间的细节上的比照，有些是相通的，有些则需要选择。
如果要宪法，就需要接受它是用来限制公权力的工具这一事实，以及需要接受它的功能也仅限于这个。另外，我们的法律思维也是靠近德国法的，我笼统地称为是体系性和要件式思维。
